25. 亲历美国之音(3—4)

　　陈燕妮（原载《美洲文汇周刊》第一九六期）

　　其实话说回头，即便曾经产生过令人生畏的“咸阳效应”，美国之音近年来在针对中国方面的面目已经有了很多改善，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身旁、以完全反共为宗旨的“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迅速建立，已使历史悠久的前者在类比关系中具有些许开明仪态。

　　而且，美国之音因为得到一些政府款项希望请进社会中的外来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沟通交流，因此，我和我所认识及不认识的一些人获得了邀请，为美国之音撰写纯文学文字，上述所说整个系列一揽子被冠名为“作家手记”。在此之前，我认识为该台撰写作家手记的某些作者，也看到过播音出去后遗留在纸面上的不少文稿，坦白地说，我觉得一些我认为很不错的作者事实上没有认真以写，这里面，有人写自己的一次搬家经过，有人写自己站在自己家窗前回忆家乡，有人写自己见到一位朋友而发的感慨。我知道对部分以为文为生的海外作者而言，“作家手记”可能是他们在海外无数专栏中的一个，又是来自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他们确实不需严阵以待。

　　能够得到美国之音“作家手记”栏目圈定的每个作者并非都因为杰出，考量的标准相信和无数国内国外的编辑部一样，具有相对的筛选与绝对的随机，获选作者最终被派到的“手记”数量以篇数结算，我被派到的数量是五十篇。和我一同接到合同的另外一位作者提醒我说：“你注意到了吗？我们这应该是和美国国务院签订的合同。”

　　我“和美国国务院”的合同中要求，我作为作者必须在约定期限内完成五十篇经美国之音编辑认可的文字，每篇播出长度为五到十分钟。

　　我得到合约的年头是在九八年，但那时候，我被分配到的责编一直没有提出要我动笔的要求，在后来的一次沟通程序中我听到他自我解释说是因其手头稿件积压过多的缘故，对赶紧写与不写，我就没有再追问，只在自己手下逐步进入没有催促的相关写作动作。

　　一年多之后，大约就在二零零零年的上半年中段，电台方面出现一位新责编忽然来电，要求我在二零零零联邦政府旧财政年度的截止日期，也就是当年的八月三十一日之前务必把稿件交清。值得一说的是美国之音的稿件报酬为我所见到的中外最高，财的鞭策，当然也为鞭策。这一下整个人慌了起来，赶紧仔细。

　　五十篇稿件，五十种题材，不论内容的寻找与确定，单单只是一个“写”，比如说每天写上一篇就已经将近两个月左右了，从我接到忽然来电到“旧财政年度的截止日期”，其实全部相加也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情势当真紧急。无论水平高下，我的确是不愿凑合的人，当年在国内写专栏时也有写得心焦气燥的时刻，曾经就有糊弄出来的名堂，后来偶然回看那些乌七八糟，真恨不得自己给自己一枪。那种深重的自谴让我直到今天都无限记取，一想就一身冷汗。

　　为美国之音的这次书写确实是个痛苦的过程，时间的迫近更加上自我辖制，稍微的偏差都能在我自己体内由表及里地制造倾斜，好在九八年签约后我一直有所准备，因此，在不到三个月的时段内好不容易将五十篇文稿完成后，不能断言成品的究竟，但在我，绝对无愧。写完全部稿件的那天我内心因为大释然而滋生的大愉悦，罄竹难书。

　　东西付邮后，责编方面开始频繁有电话来，当然需要谈论修改要求，责编提出的修改要求有二：一是需要在一些重大历史数字面前做含糊处理，期望不在确凿事实上出现误差；二是个别文字应口语化，同时需要对超长稿件做出删修。责编说这是他上司和上司的上司看完稿件后得出的意见。

　　花费再后来的将近两个星期我按照这样的口径一一改正了文字，并在每篇修改过的文字上都做出了标记和说明，以求审稿方在审阅进程中能有鲜明参照。为此，也曾问过已经完全审阅过一稿的责编“以这样的文字，你觉得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这话一问完，感觉对方的口气有些一愣，他告诉我他的确觉得文字上乘。

　　稿件的最后部分应该是由我自己录音，美国之音的稿件提倡作者自己在录音棚内予以朗读，最直接的手段甚至是使用电话录音，具体做法说起来也简单：对方用另外一个话机把作者朗读的声音接收过去之后直接成为可播出的成品。责编告诉我此时已可以着手安排录音事宜，我们甚至开始讨论各型号音带的收听质量问题，他并确切地告诉了我音带的邮寄地址。这时候的我感觉自己已然行至机场清晰的登机入口，我的飞行，简单得箭在弦上。

　　在我已然联系好录音棚行将录音这短短日子当中的某天，我忽然接到美国之音方面的电话留言，说是我稿件的责编已换，新责编对稿件有些看法希望能和我交通。

　　按照新号码拨号过去，接听的是个女人，年纪似乎不非常大。没想到的是，寒暄未几，对方含蓄而明白地如此直问：“你希望有什么补偿吗？如果我有什么决定，可能会对不起了。”

　　新责编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具备符号化、当然必定是自起的美国名字“温妮陈”。她说“可能会对不起了”的这个时刻距整个财政年度的结尾仅差半个月左右，如果加上录音，整个过程可能会更有所拖延，这时的我完全不明白华盛顿方面出了什么争执，但我明白这类事情制约面通常很多，在我这方面就只能等候。

　　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忽然在办公室接到自言名叫“罗大任”先生的电话，他以美国之音人士从未有过的谦虚口吻和我商量是否可以把我的文字做最通俗化的处理？他说自己打这个电话是鼓足勇气而为的，为了说服我，他甚至已经着手为我改好五十篇文字当中的一篇，那是一篇描写我到洛杉矶定居之后第三次回到纽约时的感受之文，他改写的是系列中的首篇。老实说，看到他传真过来的修改文字，我后脊有些发冷，因为如此一改后的“随笔”已全无文采可言，但想到不然的话自己的所有劳动将悉数乌有，也就未假太多思索地答应下来。但我同时就问：那么我不知道您是否为此可以作主，如果不行，我不愿意更多地浪费时间。他说他是这件事情整个的负责人，他说怎样就会怎样。

　　我没有按照他所要求的把全部五十篇文章修改之后寄给他，而是只修改了它们当中的四篇，我把这四篇文字单独存在一个磁盘中，为其命名为“《美国之音》最通俗修改版”。把这四篇全传到华盛顿之后，我没有想到这以后的等候时间长度超出了我所能想象。在这期间，我陆续听说了不少有关美国之音内部人员的斗争故事，消息渠道说，美国之音内部由于来自中国大陆的雇员相当多因此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比如说，在其人员中来自中国任何一个哪怕再高级的新闻场面上的人都有，举例而言有来自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等几乎所有你所能想象得到的高级新闻机构的，因此，按照来路分帮结派的事情相当普遍，更有甚者，按照地域概念其内部还分有上海帮、北京帮等等，因此整个机构内矛盾充斥，各种派别交叠角力，交际场合一向险象环生。

　　由于员工一旦考入这个电台等于加入了美国的官办机构，因此美国之音不少人士终日忙于争斗而不关注业务。更甚至，电台的前任中文部主任就是因为当年传真机上每天都会出现事关自己的匿名告状信原因而被迫辞职的。

　　但是这时候的我面对美国之音已经有些走不开了。美国之音据说保有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一次岗位轮换调动的惯例，而过去“管理”我稿件事务、从上到下的那部分人已经完全调开，这样的一个事实慢慢让我滋生不祥的感觉，我听到有关我的稿件已经被和原来责编有隙之人控制的说法已经越来越让我觉得自己正在被一种莫名的引力牵入其中，我这方面，为着自己的劳累和心血，不加入都不行。

　　如此，八月二十七日，距离旧财政年度结算截止日还有四天的时候，中午，我接到美国之音温妮陈的电话，说是“我对你文章的最后意见是所有文章题材几乎都不适合我们使用，只有三篇可以，但还需要做很大修改，你愿意改吗？”听着这样的意见我开始灵魂发热，觉得自己的气血开始沿着脚趾急速上攀。电话里的对方还在继续说明：“稿件虽然因为题材原因而全不能用，但我们还可以做私人的朋友。”

　　我其实几乎确定就在这个刹那作出一项当机立断的决定，那则是我不再忍耐了，我忽然大声对着话筒说：“滚你的吧。”她为此当然愕然，说是“我还一直和上面说你为人相当礼貌”。

　　我说：“滚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