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与你同行在音乐之林

　　周小静

　　从在天津电台音乐台制作出第一期《乐林漫步》至今，已经有将近四年的历程了。节目也已经制作到了将近三百期。起初是一周一期，后来加快了“漫步”的节奏，改为一周两期，但仍然觉得路途遥远，在浩瀚的“乐林”中，我和我的听众只是走过了很小的一片，只是看到了为数不多的树木和花草。向四处张望，仍是心醉神迷，流连忘返。 再也没有比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更为幸运的了。

　　我喜欢音乐。从小就觉得她有种神奇的力量，是任何别的事物不能替代的。我还喜欢当老师——把一件件美好而有趣的事情告诉别人，这是多么开心的事！蒙上天厚爱，让我做了音乐学院的老师，于是，我每天就在把最美的音乐介绍给别人的快乐中度过。

　　还有，我喜欢广播。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常常透过收音机后面的透气孔向里窥探，期望着某一天能看见那些唱歌跳舞讲故事的小人，他们就躲在一棵棵“灯树”后面，随时会向我露出亲切的笑脸。那是一架上海产的“美多”牌收音机。后来，酷爱音乐的父母花大价钱买来了一架很大的、在六十年代属于奢侈品的“卫星”牌收音机，它有一个晶莹剔透的绿色指示灯，形状就像剧场中的大幕一样，如果调谐得好，“幕”就张开得很大，声音也就格外好听。我的好奇心又转到了这一幅华丽的“幕”上，常常边听音乐，边凝视着它，盼望着会有小人从幕里面走出来。就在这永不气馁的企盼中，我熟悉了许多音乐作品，和许多播音员的声音。

　　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的“幕”变得陌生起来了。为了听音乐，我不得不从开得很窄的“幕”中用很小的声音偷听外国电台。音色自然不好，播音员的语言我也不懂，但在斗争性很强的社论、批判以及威严的“最高指示”声中，它们显得极其动听。

　　大概是在1967年，没学可上的我跟随母亲回到老家上海。大人们整日忧心忡忡、表情严肃地小声议论时政和每个人面临的问题。而我和两个表弟则每天都在“搜寻”音乐中度过。他们偷听的技巧比我更高一筹：在半导体繁多的短波噪声中，他们能迅速地找到经常播放音乐的电台，然后十分慷慨地把喇叭让给我，以便我把耳朵贴上去，尽情地享受一会儿。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从小学弹钢琴，比他们的业余爱好“重要”，另一方面，作为主人，他们应该把最好的东西让给远方来客。对两个表弟的慷慨，我真是感激涕零。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捉到了贝多芬的钢琴曲《献给爱丽丝》。大表弟激动的神情像是送给我一件贵重的礼物似的，请我立即跪在床前，把耳朵贴近床上的半导体。可惜干扰信号太响了，远远超过了音乐声，我失望得差不多要哭出来了。因为我知道，这首曲子很短，而每一个音都是那么动人。大表弟沉着地取来一个枕头，盖在半导体上，说这可以把噪音过滤掉。我赶紧把一只耳朵使劲压上去，天啊，果然，音乐清晰多了，它穿过重重可恶的噪音，像天堂里的声音一样，直沁入我的心脾。这可能是我听到过的最动人的《献给爱丽丝》的版本了，它使冥冥天外的贝多芬与我有了一种特殊的关联。

　　后来，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我成为内蒙古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我们一师的驻地在靠近黄河河套的巴彦高勒，那里没有我想象中的绿色的草原，雪白的羊群，五彩的蒙古包，只有一望无际的黄沙。我们的任务是把沙子移走，开辟出耕地来种粮食。由于缺少树木，沙子总是会乘风“卷土重来”，所以我们的工作差不多永远是移沙造田，而很少有什么收获。

　　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是晚上，十七、八岁的女孩们在炕上暖暖的被窝里，或唏嘘着写家信，或打扑克、在枕头套上绣花，或大谈家乡的各种美食，举行“精神会餐”。我则全身蒙进被子，打开半导体进行“偷听”。常常是一晚上收获甚微，除了噪音之外，只听到零零碎碎的一点音乐声，却为此弄得脖子酸痛，浑身出汗。这倒也还不在乎。最可怕的是有一次我们的班长，一个比我略大几岁的“老战士”，颇有些意味深长地告诉我，“偷听敌台是要关监狱的，而且，”——下面的话更吓人——“谁偷听敌台，人家都知道，随时可能开着一辆大汽车来逮人”。

　　这话着实把我吓着了。有好几天我停止了“偷听敌台”，参加到大家的聊天中。可是那遥远的音乐是那么地吸引我，以至于我夜不成寐，在同屋们响起甜甜的鼾声后，我仍紧紧地抱着半导体，浑身出汗地做思想斗争。终于有一天，我又开始了秘密行动，不过，我采取了新的方法：把一只耳朵露出被外，一只手放在凋谐轮上，以便一旦听到急驶而来的汽车，可以及时地把正在收听的“敌台”拨回到中央的声音上来。

　　我千辛万苦偷听来的音乐，最多的是朝鲜电台播放的歌曲。虽然它们比起贝多芬、柴科夫斯基或者肖邦来说，实在是太单调太平庸了，可是无论如何，比起没完没了的“语录歌”来还是显得很优美的。此外常碰到的还有苏联电台，由于“苏修”明显的敌意让我不敢长时间地去听，所以没什么印象。欧洲古典音乐少而又少，捕捉起来又极困难，倒是香港的一些宗教电台非常清晰，他们除了讲道、读经以外，常常播放用中文演唱、由钢琴伴奏的赞美歌，曲调朴素亲切，听起来还算有点意思。有时候，他们用古典名曲来填词，比如贝多芬的“欢乐颂”就被填词为一首赞美歌，每每听到它，我都会有一种奇妙的默契感，仿佛贝多芬在用某种信号与我联系，告诉我，他与我同在。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在电台的录音间里对着话筒说“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周小静。欢迎您在这个时间里打开收音机，与我们共度音乐的时光”这几句最普通不过的话时，我会感慨万千。我为能有机会把曾经苦苦追求的音乐堂而皇之地通过无形的电波送给众多爱乐朋友而欣喜，为这件事情本身而感到奇妙而不可思议。往事历历在目，如一首歌中所唱的：仿佛就在昨天。 （注：该文写于1995年，给周老师写信： zhouxiaojing@www.bh2000.net）